MIT: 20% drop in incoming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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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MIT 校长 Sally Kornbluth 向全校发表讲话,指出学院正面临两大相互关联的挑战:资金紧张和人才输送渠道萎缩。她说,对捐赠基金收益征收 8% 的税已经造成严重的预算压力,各部门被迫进行痛苦削减。尽管 Congress 最近为一些研究机构恢复了部分资金,但 Sally Kornbluth 强调,MIT 获得的联邦研究资助仍比上一年下降了超过 20%,而包括联邦与非联邦在内的总受资助研究活动比一年前减少了约 10% 。

第二个主要担忧是对 MIT 人才渠道的影响。联邦资助的不确定性使各系在招收新研究生时更为谨慎,除 Sloan 和 EECS MEng 项目外,来年新入学研究生人数预计下降近 20% 。这可能导致研究生总数减少约 500 人,从而削弱研究能力并减少本科生的指导机会。她强调,这不仅损害 MIT 的使命,也意味着数百名极具潜力的人将失去接受 MIT 教育的机会,学院也会因此失去他们未来的贡献。

她指出,这些并非小幅调整,而是研究势头实质性下滑的表现,影响教师、学生,甚至国家创新能力。那些有着强劲资助记录的资深教师已经在减少研究生和博士后名额;尽管 MIT 正在制定短期支持计划,但这些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问题。基础性发现研究的减少威胁着未来的科学突破、技术进步以及下一代科学家的培养。

尽管如此,Sally Kornbluth 对 MIT 的韧性表示信心,肯定了社区持久的创造力和干劲。她列举了学院正在推进的若干积极举措:教师正在抓住新的联邦机会,例如 Department of Energy 的 Genesis Mission,MIT 已提交 176 份提案;学院在扩大产学合作,如新成立的 MIT-IBM Computing Research Lab,聚焦 AI 与量子计算;同时也在通过专业硕士项目和加强慈善筹款探索新的收入来源。

此外,MIT 正在加大在 Washington 的倡导力度,跨党派推动,强调捐赠基金税的危害及好奇心驱动研究的重要性。 Sally Kornbluth 正亲自与 Congress 和行政领导层沟通,强调 MIT 对国家的价值。她最后感谢 MIT 社区的奉献,并呼吁大家继续携手应对挑战,维护学院的使命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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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近年博士毕业生尽管最初怀着从事学术的理想进入高校,但因工作条件恶劣、薪酬偏低且就业前景黯淡而选择离开,导致许多本科生重新审视是否要攻读更高学位。

• 个别经历揭示了导师对学生的极端剥削:一名才华横溢的学生在 Stanford University 待了六年,前五年几乎没有为博士论文做出实质性贡献,因为导师让他代为做同行评审、做报告和收集数据等杂务。

• 虽然在三到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位是可行的,但这往往不利于职业发展。更长的培养期能让学生积累必要技能、建立人脉、参加实习并让研究思路成熟,从而培养出真正的世界级专家。

• 只有在研究生获得公平报酬的前提下,延长博士学制才合理;目前每周工作六十小时以上却拿着接近贫困线的工资,对于那些希望在学术圈外也能有体面生活的人来说,尽快学成确实是更理性的选择。

• 博士项目的质量与学生体验差别极大,结果高度依赖导师——从提供支持性指导到实施剥削性劳动,甚至出现实验室内部的排名竞争。

• 未来的博士申请者应通过与在读和已毕业学生面谈、参加学术会议,并掌握数据清洗和仪器操作等实用技能,彻底审查潜在导师,以提高获得良好培养经历的概率。

• 经济稳定对博士学业成功至关重要,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占有明显优势,而遭遇经济波动的学生难以做出真正新颖的研究,这也使得研究生工会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

• 学术就业市场长期供过于求,博士毕业人数远超终身教职岗位,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早在近期经费削减之前就已存在,但经费减少使问题更加严重。

• 近期联邦经费削减以及行政层面对大学的敌意代表了对既有问题的重大升级:MIT 的资助奖项下降超过 20%,直接导致研究生录取数量减少。

• MIT 的 270 亿美元捐赠基金在大多数情况下受限于捐赠协议和法律要求,使得用其弥补研究经费缺口并不现实,尤其考虑到现代科研的巨大结构性成本。

• 研究生工会在 MIT 等私立大学虽属较新现象,但已取得更好工资和福利的实质性进展,尽管相比许多公立机构仍不普遍。

• 当前政府政策,包括经费削减、移民限制和针对捐赠的税收,正系统性地削弱美国科研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等国在增加科研投入,美国却在退缩。

• 国际学生在美国顶尖研究生项目中占很大比重,敌意的移民政策与经费减少正削弱美国的吸引力,可能扭转几十年来的人才流动优势。

• 美国大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教育本身,还体现在软实力上:国际学生往往形成亲西方的观点,毕业后为美国经济与创新生态做出贡献。

• 虽有人认为资金充裕的大学应自行填补研究缺口,但捐赠基金并非可随意支配的流动资金;年度运营成本常常超过捐赠投资的回报,外部资助仍不可或缺。

• 研究生入学人数的下降并非在所有项目中均衡出现;MBA 和其他专业硕士等通常是盈利项目,用以补贴那些获得学费减免和生活津贴的研究型博士生。

• 一些评论者认为,当前危机可能迫使学术界进行必要改革:不可持续的模式将被修正,机构将更加注重提供真实价值而非剥削廉价劳动力。

• 研究经费减少的长期后果可能不会立刻显现,但在未来十年内会随着创新渠道枯竭和科学领导力向他国转移而显现出来。

• 尽管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削弱了高等教育的价值,但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资金和政策,而非技术颠覆——研究生教育对于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仍然不可或缺。

• 学术体系对廉价研究生劳动力的依赖扭曲了激励机制,各系往往根据经费而非教育价值来录取学生,导致剥削性条件和低质量研究的产生。

• 历史表明,民粹运动常以知识精英为攻击对象,当前反学术情绪与对专家和机构的不信任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趋势。

• 有人主张通过选举改革使政治体系更具代表性,从而减少极端主义影响,为多元观点创造更好表达的空间。

• 也有人提出将美国分裂为若干独立政治实体以解决文化分歧,但这忽视了各州内部的多样性,并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 总体而言,对美国科研机构的损害是一种自我削弱,可能有利于全球竞争者;若这一趋势持续,美国可能在十年内放弃其在科学与创新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

讨论表明,学术界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与近期的政治压力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美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危机。尽管研究生被剥削和就业前景不佳的问题已存在数十年,但近期的联邦经费削减、移民限制和针对捐赠的政策显著加速了衰退。主流观点认为,美国正系统性地削弱其在全球研究领域的竞争力,中国和其他国家将从中受益。尽管有人主张通过改革和提高效率来应对,但当前政策被视为严重失误,其影响需要多年才能扭转,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科学领导格局。